澳大利亚华人 家里只有你会说英语是种什么体验

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，周安妮的父母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广东新会分别来到澳大利亚。他们很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商业社会中立足，对他们而言，掌握英语这门新语言并非迫在眉睫的事。因此，当周安妮出生后，她自然而然地就承担起了翻译员这个角色。现在，当母亲收到重要信件但安妮又不在身边时，她会在电话里挨个把字母地告诉安妮，安妮再进行翻译。

“所有信

件、表格、学校通知，我不但要翻译，还要负责写。”安妮说道。“对于我不认识的单词，我不得不先查字典，弄清楚它们到底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和他们一起去银行，开存款帐户，他们站在我身边，由我负责所有的沟通。我记得我当时踮起脚尖，努力让视线高过柜台，当时我只有那么小。”

小孩子 大责任

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移民国家，关于“语言中介(language brokering)”的研究却出人意料地少。“语言中介”指移民家庭中，孩子为父母进行翻译。

西悉尼大学的心理学高级讲师尼格尔(Renu Narchal)正在研究，孩童时期进行翻译如何影响家庭关系以及如何影响孩子本身。

“大部分孩子在8、9岁就开始(做父母的“语言中介”)。”她说道。“这是移民家庭孩子对父母的义务，因为他们(父母)会因为一些小事而面临压力。”

“定居是一件困难的事，所以他们(孩子)自告奋勇，担下了很多负担。”

在非独生子女家庭，往往是其中一个孩子担任翻译，很多情况下是年纪最大的孩子，且往往是女儿，因为女孩语言能力发育更早，且一些文化中认为女孩更能胜任这样的角色。

尼格尔表示，孩子有时需要在父母和医生、房产中介、律师会面时担任翻译。“各种复杂的情况，远远超出他们的认知能力。”

“有很多研究是关于成人定居问题的，但孩子在父母定居过程中的贡献并没有被认识到，特别是在澳大利亚 。”尼格尔说道。

始于翻译 不止于翻译

“翻译往往就变成了做决定。”安妮说道，“我不仅要告诉父母信中写了什么，我还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，下一步选择有哪些。这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而言并不正常，对吧？”

“别人说当你老了，就要照顾父母，亲子间的照料关系也就反过来了。我却觉得我从4年级开始就要这样了。”在周安妮看来这确实导致了很多压力，“因为有些事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。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，这都压在了我身上。”

尼格尔对一些如今已经成年的移民做了调研，询问他们对于孩提时期担任翻译时的经验。有四分之一的回复者称那段经历非常困难，经常

为了给父母翻译而请假。一些回复者表示，自己甚至考虑过退学，因为家庭责任太难承担。

尼格尔表示她希望能有一个机构，支持那些担任翻译的孩子。当他们的工作得到父母和社会的认可时，他们往往对这段经历会有更加正面的态度。

为成年人“代言”很难

在80年代与父母来到澳洲的波兰人达西(Anna Duthie)有着类似的经验。

12岁来到悉尼时，她与父母都不会说英语。但在学

校生活中，她比父母更快掌握了这门语言。

她清楚地记得，他的父亲在面对官僚系统时会不满，往往会“口出恶言”。“在下意识里，我觉得双方能够互相听懂，如果我没有一字一句准确翻译的话，会被发现的。当我逐字逐句翻译的时候，那些成年人脸上的表情倒是很有趣。我记得我因为尴尬而满脸通红。”

尼格尔表示，让孩子给父母做翻译的一大问题在于，有时孩子会担心传递坏消息。在翻译时略微改动可能会造成更大问题。特别是在医院中，可能会很危险。

无与伦比的关系

在澳大利亚，孩子已经被禁止在医院中做翻译，但见家庭医生时，由孩子做翻译还是很常见的。

如今住在塔州的达西每周都会去看望母亲，并翻译信件，帮忙填表格。她已经非常习惯自己的翻译工作，因此6个月前母亲入院时，她得知自己不可以做翻译时，她很吃惊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觉得这就是针对我，因为我做这份工作36年了。突然，我的帮助被医院拒绝和否决了。”她说道，“我觉得受伤了……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要这么做，但我还是震惊了。”

达西表示，为母亲做翻译的一大好处就是双方关系非常密切。“我们很合拍。她会问我的意见，从我12岁开始她就开始问我的意见……这确实令我们更亲密。”

焉知非福

周安妮也承认，虽然面临一些困难，但作为家中唯一会说英语的人有时也有一些好处。“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想要在放学后和朋友多玩一会，于是我向我妈妈撒谎了，告诉她需要申请课后照料，以让我可以和同学完成学校的一个项目。”

“我填好表格，她只要签字就好……现在这已经变成我的一个习惯，我在所有需要签字的地方画上一个x，因为这样爸妈

就知道在哪需要签字了。”